第36章 番外篇唐朝两大盛世与安史之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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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第36章 番外篇唐朝两大盛世与安史之乱
  贞观之治是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出现的政治清明、经济复苏、文化繁荣的治世局面。因其时年号为“贞观”(627年-649年),故史称“贞观之治”。
  唐太宗任用贤能,知人善用;广开言路,尊重生命,自我克制,虚心纳谏;并采取了以农为本,厉行节约,休养生息,文教复兴,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,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;并大力平定外患,尊重边族风俗,稳固边疆,最终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。贞观之治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基础,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。
  背景
  “贞观”为唐太宗李世民年号,其词出自《易·系辞下》:“天地之道,贞观者也。”意即以正道示人。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英主,其政绩一直为后世所传颂。
  唐初,由于隋炀帝造成的大乱,隋朝留下了破坏严重、民生凋敝的局面。北周“留给”隋朝的人口有690万户(根据学者岑仲勉、杨志久等人的考证),而且没有大的战乱,而隋炀帝造成天下大乱,人口锐减,隋朝“留给”唐朝户口仅有200余万户(按《通典》记载杜正伦奏,经隋炀帝的消耗以及造成的大乱,到了唐初武德年间仅200余万户)[2],以及内外众多强敌、破坏空前严重的烂摊子。李渊、李世民统一中原与南方,为贞观之治创造了条件。
  唐太宗即位后,因亲眼目睹大隋的兴亡,农民战争瓦解隋朝的过程,认识到了农民阶级对君主专制统治稳定的重要性,所以常用隋炀帝作为反面教材,来警诫自己及下属。吸取隋亡教训,纠正前朝之弊端,调整统治政策,在国内厉行节约、使百姓休养生息,以缓和阶级矛盾,稳定社会秩序,恢复经济。
  疆域
  由于唐太宗励精图治,在政治上加强对西域等地区的管辖,在外交上加强与亚洲各国的友好往来,在军事上积极平定四夷,在民族关系上对待少数民族“爱之如一”,贞观年间,唐代版图空前辽阔,超过汉宣帝在位时期,至唐高宗龙朔元年(661年)达到鼎盛,是时领土东临於海,西逾葱岭,北逾漠北,南至南海。
  政治
  唐太宗留心吏治,选贤任能,从谏如流。他唯才是举,不计出身,不问恩怨。令隋末动荡之局得以稳定下来。
  分权行政
  中国君主专制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,中央集权。这种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的创造性、主动性和灵活性,且极易酿成暴政。[6]中国君主专制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“三省六部制”,但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――分权原则。
  中书省发布命令,门下省审查命令,尚书省执行命令。一个政令的形成,先由诸宰相在政事堂举行会议,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,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。诏书发布之前,必须送门下省审查,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,可以拒绝“副署”。诏书缺少副署,依法即不能颁布。只有门下省“副署”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,交由尚书省执行(当时的贤臣魏征就供职于门下省)。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在一些方面与现代民主国家的“三权分立”制有相似之处。
  最为难能可贵的是,唐太宗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“副署”后才能生效,从而有效地防止了帝王个人可能作出的不慎重的决定。
  君臣论治
  隋末民变,使唐太宗认识“民依於国,国依於民”的道理。隋末之混乱,使二十七岁登基、英气勃发的太宗时时引以为戒,叮咛自我克制欲望,与大臣们经常议论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原因,叮嘱臣下勿惧上不悦而停止进谏,致力纠正前朝君臣猜疑之失,这是贞观君臣共济致治的基本因素。
  选贤任能
  唐太宗知人善任,用人唯贤,不问出身,因此能够从各阶层搜罗许多杰出人才。
  初期延揽房玄龄、杜如晦,人称“房谋杜断”,后期任用长孙无忌、杨师道、褚遂良等,皆为忠直廉洁之士;其他如李勣、李靖等,亦为一代名将。
  此外,太宗能不计前嫌,选用俊才。如文臣武将之中,魏徵当过道士,原系太子李建成旧臣,曾议请谋杀太宗;尉迟恭做过铁匠,又是降将,但都受到重用。李建成另一旧部王珪,降将秦琼等也都得到重用,可谓人才济济。[8]
  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,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。太宗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,才能达到天下大治,因此他求贤若渴,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,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,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,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。由于唐太宗重视,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人才,可谓是“人才济济,文武兼备”。正是这些栋梁之才,用他们的聪明才智,为“贞观之治”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  从谏如流
  唐太宗善于用人和纳谏,也是出现贞观之治的重要原因,也是贞观时期被称为治世的表现之一。
  唐太宗重用人才,虚怀纳谏,得人善任,从谏如流,营造出政治清明的氛围,保证了较为开明正确的政治、经济、民族、外交、文化上的政策得以制定和实施。
  太宗以炀帝拒谏亡国为戒,即位後尽力求言,他把谏官的权力扩大,又鼓励臣下直谏。朝中以魏徵最能犯颜直谏,太宗多克己善加容纳,又如王珪、马周、孙伏伽、褚遂良皆以极谏知名。唐太宗在位23年,进谏的官员不下35人,其中魏徵一人所谏前后200余事,数十万言,皆切中时弊,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。太宗多克己接纳,或择善而从。魏徵死后,太宗伤心地说:“夫以铜为镜,可以正衣冠;以古为镜,可以知兴替;以人为镜,可以明得失。魏征逝,朕亡一镜矣。”
  唐太宗能够兼听众议,注意纳谏。其臣下敢于犯颜直谏,形成了中国君主专制社会中少有的良好政治风气。
  整饬吏治
  唐太宗十分重视官吏的清廉,曾命房玄龄省并冗员,派李靖等十三名黜陟大使巡察全国,考察吏治;又亲自选派都督、刺史等地方官,并将其功过写在宫内屏风上,作为升降奖惩的依据。另又规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值宿中书省,以便随时延见,垂询民间疾苦和施政得失,百官遂自励廉能,直接提高政府效率,一时政治清明。
  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基本没有贪污的历史时期,这也许是唐太宗最值得称道的政绩。在唐太宗统治下的中国,皇帝率先垂范,官员一心为公,吏佐各安本份,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。尢为可贵的是:唐太宗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檠告贪污,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。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,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,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。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,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,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。
  完善体制
  唐太宗在位期间使隋制更趋於完善。如中央朝廷方面延续了三省六部制,特设政事堂,以利合议问政,并收三省互相牵制之效;地方上沿袭了隋代的郡县两级制,分全国为十个监区(道)。此外,行府兵制,寓兵於农;均田制、租庸调制、科举制等皆有所发展。这些措施提高了行政效率,扩大统治基础。
  他还下令合并州县,革除“民少吏多”的弊利,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。
  订律轻刑
  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,他曾说:“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,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,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。”法律制定出来后,唐太宗以身作则,带头守法,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。
  在贞观时期,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。执法时铁面无私,但量刑时太宗又反复思考,慎之又慎。他说:“人死了不能再活,执法务必宽大简约。”由于太宗的苦心经营,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,犯法的人少了,被判死刑的更少。据史书记载,贞观三年,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,几乎达到了集权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——“刑措”即可以不用刑罚。
  “官吏多自清谨。制驭王公、妃主之家,大姓豪猾之伍,皆畏威屏迹,无敢侵欺细人。商旅野次,无复盗贼,囹圄常空,马牛布野,外户不闭。又频致丰稔,米斗三四钱,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,自山东至于沧海,皆不粮,取给于路。入山东村落,行客经过者,必厚加供待,或发时有赠遗。此皆古昔未有也。”
  在重视法治的同时,唐太宗让臣下按宽简原则修订法律,制定出《贞观律》。减轻刑罚,修订法律,制定了贞观律。贞观时期的社会秩序稳定,最少的一次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。贞观六年,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。这一年的岁末,唐太宗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,第二年秋天再回来就死(古时秋天行刑)。次年九月,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,无一逃亡。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,官吏各司其职,人民安居乐业,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,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。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;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,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。
  军事
  628年6月3日(贞观二年四月二十六壬寅日),朔方人梁洛仁杀夏州割据势力首领梁师都,归降唐朝,唐朝统一全国。630年(贞观四年),李世民令李靖出师塞北,挑战东突厥在东亚的霸主地位。唐军在李靖的调遣下,攻灭东突厥汗国,李世民因此被西域诸国尊为“天可汗”。
  平定突厥之后,太宗继续经营西域,先后多次用兵。贞观八年(634年),吐谷浑寇边,唐太宗派李靖、侯君集、李道宗、李大亮、契苾何力等率军攻打吐谷浑。次年闰四月初八,李道宗在库山(今青海湖东南)击败吐谷浑军。唐军分兵两路,李靖、李大亮、薛万均等率军向北,出吐谷浑之右,侯君集、李道宗率军向南,出吐谷浑之左。李靖的部下萨孤吴仁战于曼都山,斩杀吐谷浑名王。诸位唐朝将领在牛心堆、赤水源击败吐谷浑,俘获吐谷浑伏允的心膂之臣慕容孝隽,缴获杂畜数万。侯君集、李道宗在乌海击败吐谷浑,俘获名王梁屈葱。李靖在赤海大破吐谷浑天柱三部落,收杂畜二十万;李大亮又俘获吐谷浑名王20,杂畜五万,到达且末西境。吐谷浑伏允逃跑,薛万均指挥骑兵追击,击破吐谷浑余党。士卒缺水,刺马饮血。侯君集、李道宗率军在荒原行军两千里,当地在盛夏也会降霜,缺乏水与草,士糜冰,马秣雪,路过星宿川,到达柏海之上。执失思力击破吐谷浑车重。吐谷浑王伏允的儿子伏顺率全国投降于唐军,伏允自缢而死,吐谷浑归附于唐朝。伏顺被封为可汗、西平郡王,吐谷浑成为唐朝属国。
  贞观十二年(638年),吐蕃松赞干布率军击破党项、白兰羌、吐谷浑,进攻松州。韩威率领少见人员去侦察吐蕃军,被击败。唐太宗派侯君集为行军大总管,执失思力、牛进达、刘兰为副,率军迎战吐蕃。唐军主力侯君集部还没出手,唐军先锋牛进达部已经打败了吐蕃军,松赞干布惧,退出党项、白兰羌、吐谷浑,遣使谢罪。派重臣禄东赞献金五千两、珍宝数百于唐朝,再次请求和亲。贞观十五年(公元641年)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。松赞干布亲自到柏海迎亲,江夏郡王李道宗持节送文成公主,松赞干布行子婿之礼、非常恭敬。返回吐蕃之后,松赞干布为文成公主筑城、建立宫殿供文成公主居住。唐太宗征高句丽返回后,吐蕃松赞干布上书称臣于唐朝,说“陛下平定四方,日月所照,并臣治之……夫鹅犹雁也,臣谨冶黄金为鹅以献。”松赞干布还接受唐朝的册封为驸马都尉、西海郡王。
  贞观十三年(639年),太宗以高昌王麴文泰西域朝贡,遂命侯君集、薛万彻等率兵伐高昌。麴文泰没想到唐军赶到,被吓死,其子麴智盛继位,投降唐朝。太宗于是在高昌首府交河城置安西都护府,西域各国皆到长安朝贡。
  贞观十五年(641年),强盛时期的薛延陀汗国派20万军队南下,唐太宗派数万唐军迎战。后面的数万唐军还没赶到,李绩率领的3000唐军与3000唐朝下属突厥兵已经早诺真水与薛延陀军大战。3000突厥兵与薛延陀军交战,不胜,突厥兵撤走。薛延陀军与3000唐军交战,射伤了唐军的马,李勣指挥唐军执长槊攻打薛延陀军,薛延陀军溃败,薛万彻用数千唐军骑兵夺取了薛延陀军的马匹,薛延陀军失去马匹,不知所为,唐军大破薛延陀,俘获超过5万人,薛延陀的甲仗辎重也大量被唐军夺取,剩余的薛延陀人失去辎重难以抵抗大雪、十分之八被冻死。唐太宗对薛延陀的使者说“李勣率领的只有数千唐军骑兵,已经使你们狼狈到这种地步。回去告诉可汗,凡举措利害,可善择其宜。”唐太宗说:“以我徒兵一千,可击胡骑数万。”
  贞观十九年(645年)二月,唐太宗率领10万军队征讨高句丽。营州都督张俭击破高句丽军,斩首数千级。李勣等攻占盖牟城(今辽宁抚顺市),获二万馀口,粮十馀万石。张亮攻占卑沙城(今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大黑山),获男女八千口。李勣、李道宗又击败高句丽步骑4万,斩首千馀级。车驾渡过辽水,唐军李勣攻破辽东城(今辽阳市区辽阳老城东北隅),杀高句丽军1万多人,得胜兵万馀人,男女四万口,以其城为辽州。唐军契苾何力击破高句丽军,斩首千馀级。高丽北部耨萨延寿、惠真率领高句丽、靺鞨兵十五万救安市,与唐军发生大战。唐军打败高句丽、靺鞨兵,斩首二万馀级。延寿等将领率领剩余军队依山自固,唐军包围了他们。延寿、惠真率众投降于唐军。唐军缴获马五万匹,牛五万头,铁甲万领,以及大量其他兵器。高句丽举国大骇,后黄城、银城都自拔遁去,数百里无复人烟。唐军攻占玄菟、横山、盖牟、磨米、辽东、白岩、卑沙、麦谷、银山、后黄十城,徙辽、盖、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。新城、建安、驻跸三大战,唐军斩首高句丽军四万多级,唐军死了接近二千人。[32]唐军攻打安市城(今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营城子镇)时,因为“辽左早寒,草枯水冻,士马难久留,且粮食将尽”,所以唐太宗下令班师返回。唐军耀兵于安市城下,城中皆屏迹不出,城主登城拜辞。之后,唐太宗派李绩、牛进达、李海岸攻打高句丽,也都取胜了。
  观十九年(645年),薛延陀首领多弥可汗拔灼开始和唐朝大军作战。公元646年(贞观二十年),唐军反击并打败拔灼后,薛延陀的附庸回纥出兵,将他杀死。拔灼的堂兄伊特勿失可汗咄摩支向唐军投降,薛延陀灭亡。
  贞观二十年(646年),唐朝在漠北设立安北都护府,在漠南设立单于都护府,建立了南至罗伏州(今越南河静)、北括玄阙州(后改名余吾州,今安加拉河地区)、西及安息州(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)、东临哥勿州(今吉林通化)的辽阔疆域。
  贞观二十二年(646年),王玄策作为唐朝的使者去印度。中天竺大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位,劫持唐使。王玄策只身逃到吐蕃,借来吐蕃军和尼泊尔军向印度进发。连战三天,印度军大败。唐军斩首三千余级,水中淹死印度兵约万人。阿罗那顺弃城逃跑,副使蒋师仁追上并俘虏之。此战虏男女一万二千人,牛马三万余匹。
  唐太宗在位期间武功全盛,将唐帝国发展为当时东亚地区最强、文化最盛的国家。唐太宗大力推行府兵制,屡次对外用兵,经略四方,向后攻灭突厥汗国、吐谷浑汗国、高昌、焉耆、龟兹等西域诸国、薛延陀汗国,并且将漠南、漠北、西域、青海纳入唐朝的统治之下,还打败高句丽、吐蕃,吐蕃称臣于唐朝。由是唐朝声威远播。加上太宗能尊重外族风俗,并设置都护府制度,终贞观之世,四方服悦,太宗则被周边诸族尊为“天可汗”,并筑“朝天可汗道”,向唐室进贡,即使包括回纥在内的漠北诸部也每年向唐朝缴纳貂皮作为赋税。唐太宗成为东方世界的国际盟主,国家得以步入安康之世。
  经济
  唐太宗从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,吸取隋朝灭亡的原因,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。他强调以民为本,常说:“民,水也;君,舟也。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。”太宗即位之初,下令轻徭薄赋,让百姓休养生息。唐太宗爱惜民力,从不轻易征发徭役。他患有气疾,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,但他一直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。
  太宗在经济上特别关注农业生产,实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,奖励垦荒,“去奢省费,轻徭薄赋”,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,耕作有时,衣食有余,安居乐业,促进了经济的发展。唐初赋税徭役比隋朝有所减轻,尤其力役征发,比较有节制,注意不夺农时。对灾区免除租赋,开仓赈恤。另外还紧缩政府机构,以节省政府开支,减轻人民的负担。并通过“互市“换取大批牲畜,用以农耕。
  薄赋尚俭
  太宗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,注意轻徭薄赋,徭役的徵发不夺民时;同时太宗崇尚节俭,曾遣散宫女三千多人,并下令免去四方珍贡,从而农业及民生得以不断发展。
  救灾恤贫
  隋末唐初天下大乱,田园荒芜,百姓流离;唐太宗招抚流亡回乡,授田给予耕作,以安定民生。唐初关中连年灾荒,太宗即开仓赈济灾民,又准百姓就食他州;且拿出御府金帛,为灾民赎回卖出子女,使灾民得以度过荒年。
  扶持商业
  唐太宗重视发展生产,减轻农民的赋税劳役。中国君主专制王朝的经济特征是“重农抑商”,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,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。这也是中国的君主专制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。
  贞观王朝是不歧视商业的君主专制王朝,不但不歧视,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,这进一步地体现了唐太宗的高瞻远瞩之处。在他的倡导下,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,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。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,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。除了沿海的交州、广州、明州、福州外,还有内陆的洪州(江西南昌)、扬州、益州(成都)和西北的沙州(甘肃敦煌)、凉州(甘肃武威)。
  唐朝的强盛给统治者在对外关系上带来了无比的自信,因而唐朝开放程度很高,路上、海上的丝绸之路贸易兴盛,举世文明的“丝绸之路”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,可这条商业通道在唐帝国时才达到她的最高使用价值。唐帝国的疆域空前辽阔,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(安西四镇),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(今属哈萨克斯坦),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,结果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,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。
  自汉开辟的“丝绸之路”一直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,唐朝疆域辽阔,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,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,结果丝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,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,使丝稠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。
  科技
  王孝通,唐朝数学家兼天文学家,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三次代数方程解法的数学家。
  孙思邈,唐朝医学家,时人尊为药王,著有《备急千金要方》,简称《千金要方》。
  吕才,唐朝自然科学家、哲学家、全才。著有本土因明逻辑学著作。
  李淳风,唐朝数学家、天文学家,贞观七年(633年),李淳风通过改进传统浑仪,创造性的在赤道环上增加了黄道环和白道环,研制出当时绝无仅有的“三重环”浑天仪,名为浑天黄道仪。贞观十五年(641年)撰研究浑天仪的《法象志》[5]。注释《算经十书、《推背图》、《典章文物志》、《秘阁录》、《乙巳占》等书。指出《戊寅元历》的错误。又以刘焯的《皇极历》为据,编成《麟德历》。麟德二年(665年),改用李淳风的《麟德历》。
  人口
  《新唐书·志四十一》:贞观初,户不及三百万。
  旧唐书》地理志记载贞观十三年户口大簿分州县的人口数字,翁俊雄著《唐初期政区与人口》一书,对其进行了详细加总,算出户3,003,202,口12,311,698。平均每户4口人。但是,该统计也并不完全准确,因为《旧唐书》脱漏了洛州等要州的人口数字。
  民族
  唐太宗布德怀柔,民族关系密切。对于依附的各族,一般不改变其生活方式,社会制度尊重其习俗,任命各族首领以统辖本部。还通过“和亲“进一步发展民族关系。唐太宗被少数民族尊奉为“天可汗“。
  唐王朝建立之初,东有稽胡的扰边,西有吐谷浑的威胁,北有突厥的侵袭,尤以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突厥武装曾直逼唐廷首都长安(今西安)的近郊,成为当时的主要威胁。李世民即位后,经过三、四年的认真努力,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好转,政权得到一定的巩固,便对突厥的骚扰从防御转入反击。但是同时对它周边的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。
  626年(武德九年)九月,即位伊始的唐太宗说:“王者视四海如一家,封域之内,皆朕赤子。”
  627年(贞观元年),又说:“朕以天下为家。”
  644年(贞观十八年),又说:“夷狄亦人耳,其情与中夏不殊。人主患德泽不加,不必猜忌异类。盖德泽洽,则四夷可使如一家;猜忌多,则骨肉不免为仇敌。”
  647年(贞观二十一年),又说:“自古皆贵中华,贱夷狄,朕独爱之如一,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。”
  唐太宗的这种认识和思想,显示了处理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的仁和宽厚的胸怀。在这种思想和胸襟指导下,贞观时期推行了十分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政策。
  630年(贞观四年),唐朝灭亡东突厥汗国后,没有采取历史上惯用的分离肢解措施,而是采取了“全其部落,顺其土俗”之策,尊重和保留突厥的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,在东起幽州(今北京)西至灵州(今属宁夏)一带,设置了顺、祐、化、长四州都督府妥善安置归附突厥降户,又在突厥原居地设置了定襄、云中两都督府对突厥留居民众实施管理。这些都督府的都督均由突厥本族首领担任,可以世袭,创立了新的羁縻府州制度。开明友善的政策很快就取得了良好成效。
  647年(贞观二十一年),唐太宗被回纥等族拥戴为“天可汗”,成为各族的共主和最高首领,各族在回纥以南、突厥以北建立了一条“参天可汗道”,“置六十八驿,各有马及酒肉,以供过使”。从此以后,“以玺书赐西域、北荒之君长,皆称‘皇帝天可汗’。诸蕃渠帅死亡者,必诏册立其后嗣焉”,形成了少数民族政权首领例由唐廷册封的制度。唐太宗还实行了与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和亲的政策,以婚姻亲情的方式协调强化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。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政策和制度在唐代的长期实施,大大减少了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隔阂,增强了各民族间的广泛互补和血肉融合,实现了多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宏大局面。正是在唐代,中华民族新的代称——“唐人”形成,奠定了现代中华民族的基础。
  外交
  唐太宗时期加强了对西域等地区的管辖,还加强了与亚洲各国的友好往来。
  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,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。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,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,即不担心中国人出去后忘本忘祖;也不担心外国人进来后喧宾夺主。仅这一点就说明贞观王朝的高度自信,深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强的土地,不担心外来文化把自己淹没。贞观王朝的国民素质是如此之高,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奉迎,既不盲目排外也不“拿来主义”,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国民气度和王者风范。外国人在中国就象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一样,享有和中国人一样的公民权力,不但可以发财致富,还可以从政当官。来自中亚和东亚各国的侨民就有不少在中国担任官职的,有的还担任部长级高级官员。
  唐帝国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外,还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,仅日本的官派的公费留学生就接收了七批,每批都有几百人。民间自费留学生则远远超过此数。这些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,在日本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化运动――“大化改新”,也就是中国化运动,上至典章制度,下至服饰风俗,全部仿效当时的贞观王朝,使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日本民族平空跃进了一千年。
  文化
  在文化方面,唐太宗则大力奖励学术,组织文士大修诸经正义和史籍;在长安设国子监,鼓励四方君长遣子弟到来留学。
  设馆兴学
  唐太宗即位前已置文学馆,有十八学士,即位後更在京设弘文馆,徵集图书二万余卷;同时重建地方州县学校,扩充京师国子监,延聘名儒出任学官,生员多至万人,并接受新罗、吐蕃、日本等的君长皆派子弟来华求学,由是时文教生员背景多元,复兴卓然有成。
  撰经修史
  命孔颖达等人修定《五经正义》,统一南北经学;又置国史馆,由宰相监修前朝国史,开官修历史的风气。
  太宗戮力复兴文教,奖励学术,外国君长如高句丽、日本、高昌、吐蕃等皆遣弟子来唐留学,使唐代学术文化传播四方。东亚各国尤以日本、高丽为甚,深受唐文化影响。
  社会
  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,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。六三二年,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。这一年的岁末,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,第二年秋天再回来就死(古时秋天行刑)。次年九月,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,无一逃亡。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,官吏各司其职,人民安居乐业,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,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。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;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,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。
  影响
  成就
  奠定国基
  贞观年间,太宗的各项善政,使官吏廉能,社会安定,人民丰衣足食,解决温饱,经济发展迅速,造成中兴局面,奠定了唐代274年的基业。
  确立制度
  贞观年间,经太宗的苦心经营,延续了隋代的多种政制,如三省六部制、府兵制、均田制、租庸调制、科举制、常平仓制等,堪称完备,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。
  政风沿袭
  太宗施政有方,选贤问廉能,克己纳谏,成为一种良好的政治风气。历代有为的治国者,皆追慕「贞观政风」而力图仿效。
  用人唯才
  太宗用人唯才,不问出身,且重修《氏族志》,以功臣代世胄,科举代门第,逐渐改变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重视门第的风气,世家豪族轮流掌政的恶习,广开平民高仕的机会,清除旧社会的观念,缓和了社会矛盾。
  以民为本的思想,广开言路,虚怀纳谏的胸襟;重用人才,唯才是任的准则;铁面无私,依法办事的气度;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基本特色,成为古代集权治世最好的榜样。使唐朝在当时与西方国家相比,无论在政治、经济,还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。
  不足
  贞观时期的初唐处于帝国的上升阶段,贞观之治的不足,主要表现为唐太宗本人施政的问题上。
  按照儒家经典教义来改造皇帝,自王莽死于乱刃之中以后,就成了儒家知识分子们退而求其次的理想。明君唐太宗,正是这种理想的产物。这种改造与被改造,其实是从玄武门事变后开始的。事变后的太宗急于获得社会舆论的认可,自然就和怀有“内圣外王”理想的儒家知识分子们一拍即合。这种结合,一开始就有着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特征。
  在贞观年间漫长的进谏与纳谏游戏中,唐太宗与他的臣僚们正变得越来越形式主义。大臣们极力想要压抑太宗的私欲,将他纳入“内圣外王”的正确轨道,所以频繁进谏。太宗则几乎逢谏必纳,对进谏者无不大加赏赐,但在行动上却几乎没有什么改观:奖赏过谏臣之后,想去游猎仍然会去;想修筑新的别宫仍然会修。所以,改造唐太宗的活动,最终演变成了单纯的进谏和纳谏活动,而且完全流于形式主义。
  贞观八年,一个小官僚皇甫德参进谏说:“陛下往日修筑洛阳宫,耗费民力;收取地租,则过分征敛;民间女子都喜欢梳高髻,也是向宫里学的。”太宗听后大怒:“这个皇甫德参,是不是国家不征用一个劳动力,一斗地租都不收取,然后朕的宫女们都剃着光头,他才满意?”至于他对着长孙皇后说要找机会杀了魏征这个“田舍汉”,自然更有名。也正是在这一年,魏征敏感地觉察出了太宗心理上的微妙变化,他直言不讳地说道:“陛下如今不再喜欢直言了。虽然还勉强接受,但早已没有了往日的豁达。”同样是在这段时间,魏征开始以自己的“目疾”为借口,屡屡“求为散官”。
  贞观十三年(639年),魏征有一篇系统批评贞观之治走下坡路的奏章,后人题为《十渐不克终疏》,其中说道:“顷年以来,意在奢纵,忽忘卑俭,轻用人力。”“顷年以来,疲于徭役,关中之人,劳弊尤甚。”还揭露唐太宗说过“百姓无事则骄逸,劳役则易使”。在用人方面,“近岁以来,由心好恶,或众善举而用之,或一人毁而弃之;或积年任而信之,或一朝疑而远之……”
  魏征所说是贞观中期的情况,魏征之后,这样正直的声音就少多了。贞观二十二年(648年),充容徐氏上疏批评时政:“顷年以来,力役兼总,东有辽海之军,西有昆丘之役,士马疲于甲胄,舟车倦于转输”等等。这些批评的存在,是全面了解贞观时代的重要参考。
  今天第二更
  (本章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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